析虞门曹氏家族元代的沉寂和明代的复兴

探究《江阴虞门曹氏宗谱》之十八

虞门曹氏家族在经历了两宋辉煌后，元代跌入了低谷，日渐凋蔽沉寂，风光不再。究其原因，显而易见，是因朝代更替，政权更迭所致。

南宋灭亡元朝建立后，虞门曹氏家族大量在各地为官的子孙，变成了前朝遗臣，失去了一切，沦为平民不说，还时刻受到新朝统治者的打击，甚至追杀的威胁。归乡隐居，晦迹免灾，这是唯一的选择，驸马曹址一家就是这样，其它前朝旧臣亦然。历来新老朝代更替之际，是最残酷之时，即所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当时白色恐怖下，曾为宋朝官宦之家的虞门曹氏家族，何能再有作为，何能再有辉煌，凋蔽沉寂是必然的。在《宋左侍卫将军鼎湖曹公传》中记载曰：“时临安里第既被焚掠，故园桑梓亦就荒芜。公乃督僮仆力耕作，树桑麻，与农夫野老溷迹同尘，见之者不知其为古将军也。”这一段对驸马公四子耀之公的记述，悲凉之情跃然纸上，也是整个虞门曹氏家族其时的缩影。

十八世孙佐在《明成化癸卵重修序》中述：“吾祖…咸业田园，以养生习诗书以自立，兢兢业业，勉勉循循，韬藏隐晦，此所以涉乱世而不涉于祸也。”在改朝换代后，低调行事，瑾慎处世，这是家族的明智之举。“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在表面凋蔽沉寂之下，韬光养晦，家族优秀的文化传承在继续。

说江阴虞门曹氏家族在整个元代凋蔽沉寂的原因完全是受宋朝旧贵的影响，并不完全确切。一般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局的变化，一切都会淡化，家族子裔重新出仕新朝完全是正常的，也是无可非议的，前朝旧贵成为后朝重臣，历史上不乏其例。家族在元代的凋蔽沉寂表象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内在原因，这就是历来中华大汉民族的民族情结。

元朝是中华历史上首次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蒙元以其凶悍和贪婪夺取了大宋江山，屠杀了中华千万同胞。元朝建立后，把人分为四等，即：蒙古人、女贞人、北方汉人、南方汉人，对汉人进行了残酷的统治和疯狂的掠夺。推行毁田种草，废农放牧，农业受到了极大摧残，致使灾荒四起，饿殍满目，哀鸿遍野；人口买卖极为猖橛，蒙人拥有所谓的驱口（奴隶）少则几口、几十口，多则千余口，视人为牲口，残酷奴役，任意转卖，使社会倒退至半封建半奴隶社会，中华儿女处于被奴役的水深火热之中。

中华民族是一个泱泱大国，礼义之邦，怎能容忍野蛮外族的残暴统治和奴役，在元朝建立以后，各地中华儿女，忠勇之土，纷纷揭竿而起，“驱逐鞑靼，还我中华”，成了全民族的一致呼声和行动。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俞烈。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爆发农民起义最频繁、规模最大的朝代 。《中国史稿》称：在号称全盛的忽必烈统治时期，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就没有停息过，在元朝统一全国后不久，就爆发了席卷全国的大起义。 忽必烈统治时期，特别是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根据元政府统计，至元二十年，大小起义二百余处，至元二十六年就增加到四百多处。几乎南方各地都有起义发生，尤以荆、浙、闽、广交界地区最为激烈。这说明曾为南宋旧地的人民反抗元政府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这个起义频率规模还没有哪个朝代能超过元朝。
 “荆湖闽广之间，兵兴无宁岁”。反元的武装起义前仆后继。从1280年（至元十七年）到1286年（至元二十三年）之间，漳州陈吊眼、许夫人，福州林天成、南康杜可用、廉州霍公明、郑仲龙以及福建的黄华，四川的赵和尚都先后起兵。起义的首领大都是南宋抗战将领张世杰的旧部，多以恢复南宋为号召。公元1351年（至正十一年）由韩山童、刘福通发动红巾军起义更是波澜壮阔，以恢复“大宋”为号令，一度攻占杭州、汴梁、上都等重要城市。并在上都开平烧毁了“富夸塞北”的蒙古宫阙。朱元璋的队伍也是归恢复“大宋”政权统辖的，最后朱元璋彻底把蒙古人赶回漠北，建立了明王朝。
中华民族历史上有一时之难或一时之辱，但最终的失败是民族之敌，最终的胜利总是属于文明之邦中华民族。 对汉人的残暴统治，注定了元王朝是短命的朝代，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不可战胜的。不屈不挠与外侵之敌作殊死博斗的民族气节，是民族之魂，是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根本所在。

在元王朝建立了庞大帝国之后，科举制度曾中断34年，治国人材大量缺乏，为解燃眉之急，元中期恢复科举。一方面曾强迫文人参加科举，以期搜罗人才为其所用，另一方面在科举中推行民族歧视政策，考场元、汉分开，考题易难不同，中试后元人和色目人入右榜，授实职，汉人入左榜，授辅职，被监督用之。许多优秀的有识之土岂能受此大辱，纷纷推诿避之，拒绝参加科举为元所用。

江阴虞门曹氏家族，是大宋王朝世仕之家，有着强烈的大宋正统观念和民族情结，对外族入侵政权之元朝，有着强烈的排斥、反抗情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其时的所有中华爱国人土一样，坚守民族大节，身怀治国安邦之才而隐匿不举，以呼应其时席卷全国、风起云涌的反元起义风暴。

宗谱“竹轩公传”记载址公之孙，耀之公之子祥凤曰：“祥凤字以鸣岐竹轩其号也，性狷介，读书尚义，工翰墨，能文章，自以宋戚裔，耻事二姓，遂绝意进取，以琴自娱，有靖节之风焉”。其中所谓“耻事二姓”，显然是事宋为荣，事元为耻的大宋民族情结的体现，这是在元代我虞门曹氏其时怀才而不仕元朝心境的真实写照。

大宋的正统观念和强烈的民族情结，使虞门曹大部子孙不愿登科显仕，是怀才而不举使家族在元朝少有出仕为官，这是家族在元代沉寂的一个深层次原因，试想虞门曹氏家族经过宋朝三百年的文化积累和官场的锤练熏陶，早已人才挤挤，满腹经论的治国安邦之士大有人在，怎会陷入沉寂？这个在元代凋蔽沉寂的表象，并不是代表家族的没落衰败，而是体现了家族的民族气节和铮铮傲骨。

因为是前朝官宦家族而受打压，及家族自身大宋王朝的正统观念和强烈的民族情结所使，是造成虞门曹氏家族在元代少有登科显仕而沉寂的两大主因。

元代，在虞门曹氏凋蔽沉寂的表象下，家族人口正在兴旺发展；家族的优秀文化正在沉淀传承，家族的能量正在积聚，家族正在等待民族复兴的时机。

在中华民族爱国力量的合力抗争中，特别是在南方南宋旧地人民的前赴后继的英勇抗击下，元朝终于分崩离析。元立国97年亡。

明王朝建立后，民族情结解开，束缚虞门曹氏家族的桎梏已去，家族走上了复兴之路。

在明朝时期，虞门曹氏家族共出进士六名，虽无朝廷股宏大臣，但有大量的中、下层官员在全国各地和朝廷各部门任职。同时在此期间，虞门曹氏人丁兴旺，子孙纷纷外迁，在各地出现了许多富甲一方的旺族。

据家谱记载：明朝年间，虞门增建了东园、崇孝堂、崇恩堂、积庆堂、曹家祠堂等，一时名重江南，成为当时社会名流、文人雅士荟集之地。明时的成化状元谢迁、江南才子唐寅、文征民，武进才子翟永龄、吏部尚书秦霖、监察御史李琨等一大批社会名流都曾作客曹府。邑中名人卞荣、方谟、徐碧、张衮、王逢、周鼎、薛选章等，更是把虞门的积庆堂当作绍兴之兰亭，琅琊之醉翁亭，常常在这里吟诗作文，并留下许多名诗华章。

虞门曹氏家族经过元代的压抑沉寂，家族终于得以复兴，虞门这个曹氏的发祥地在明代又恢复了宋时的盛况。

虞门曹氏的复兴，证明了我们的家族是一个优秀的家族，是一个有着丰富文化底蕴的家族，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家族，更是一个正气浩然、具有名族气节的家族。

                                三十五代孙曹新龙写于公元2012年7月5日